搖滾樂天團聯合公園（Linkin Park）主唱查斯特班寧頓（Chester Bennington）自縊身亡，生命在41歲戛然而止。他曾坦言，小時候遭年長男性友人性侵，「摧毀我的自信心，也因此一直有輕生念頭」。精神科醫生說，即使受創者想要擺脫創傷向前走，卻日復一日拖著身體回到千瘡百孔的過去。面對外人所加諸的痛苦已經夠艱難了，但受創者的內心深處還躲著更暴虐的魔鬼，那就是羞愧自責。
聯合公園（Linkin Park）最新專輯的第一首歌Nobody Can Save Me，寫著主唱查斯特班寧頓（Chester Bennington）的掙扎。「我與我的心魔們共舞著，我在虛實邊界懸掛著，風雲在我身下聚集，我的頭頂之上，海浪洶湧，一切不過是輕率的妄想。」
「現在我想徹底的清醒過來，你告訴我沒事的，告訴我今夜我得到了豁免，可現在沒人能拯救我，我提起一盞燈，追尋著深處的陰暗，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夠拯救我了。」
我們會如何描述受到創傷的人，「神經過敏」「想不開」「自怨自艾」「沉迷往事」？彷彿只要學會正向思考、彷彿只要有意志及勇氣、彷彿有了愛及陪伴，人就應該要能戰勝創傷，而被困在創傷中的人，若不是性格太軟弱，就是意在博取同情。
然而，精神科醫師貝塞爾‧范德寇說，創傷後壓力症（PTSD）不但存在，而且還是一連串真實的生理變化，不受理性及意志控制。創傷會刻在我們的大腦迴路上、警報系統裡、身體感覺中，身心俱裂的那一刻結束了，卻在記憶和神經系統中不受控制地反覆播放，不但壓垮我們正常生活的能力，更撕裂我們對於外界以及自己的信任。
面對外人所加諸的痛苦已經夠艱難了，但受創者的內心深處還躲著更暴虐的魔鬼，那就是羞愧自責。受創者會為了自己在受創當下的無能、恐懼、依賴或暴怒而鄙視自己。為了關閉種種無法承受的感受，有人選擇酗酒、暴力、自殘，有人變得解離、麻木，毀了自己完整活著的能力。結果是，受創者失去跟自己的連結，也失去跟當下的連結——他們不是活著，也不是死去，而是介於活著跟死去之間。
從家暴到校園霸凌，從童年長期受忽視到大型災難，從強暴到車禍，從喪親到失戀，衝突、意外、背叛、孤立，創傷在生命中無所不在，而且是現代社會最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
以下文章摘自大家出版《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一個世紀多以來，已有數百篇科學文獻記載著創傷記憶可能如何被壓抑，又在多年甚至幾十年後重新浮現。記憶喪失的研究報告見於經歷過天災、意外、戰爭創傷、綁架、嚴刑拷打、集中營、身體虐待和性虐待的人，完全的記憶喪失則最常見於童年性虐待的個案，發生率大約19至38％。
針對被壓抑的記憶有項非常引人入勝的研究，那是琳達．威廉斯博士在1970年代早期就讀賓州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時進行的研究，她訪談了206名10到12歲曾因被性虐待而送到急診的女孩。她們的檢驗報告、本人與家長的訪談紀錄，都妥善保存在醫院的病歷資料中。
17年後，威廉斯追蹤到其中136個已成年的當事人，對她們進行大規模的追蹤訪談。超過三分之一的人（38％）不記得病歷上記載的虐待事件，只有十五人（12％）表示小時候從未被虐待過，此外，超過三分之二的人（68％）提到其他的童年性虐待事件。她們事發當時若是年紀較小，或者是被認識的人侵犯，就更有可能遺忘被虐待的事。
這篇研究也檢視了重新恢復的記憶可不可信。有十分之一的女性（在那些記得自己曾受虐的女性中占16％）提到自己一度忘記被虐待的事，後來才又想起來。相較於那些一直都記得曾被侵犯的人，一度遺忘此事的女性在受虐時年紀較小，並且較少得到母親的支持。威廉斯也主張這些重新恢復的記憶大致上跟那些從未消失過的記憶一樣準確：所有女性對於核心事實的記憶都很正確，但所說的故事都並未完全精準地吻合病歷上的細節。
最近的神經科學研究也支持威廉斯的發現，這些研究顯示恢復的記憶都會經過修改才進入記憶庫。記憶只要被隔絕，我們的心智就不能改變它。但只要某段記憶開始被述說，尤其是重複述說，記憶就會被更改─敘述本身會改變故事。我們的心智會從已知的事物中發現意義，這些生活中的意義進而改變我們記憶的方式和內容。
既然有眾多證據指出創傷會被遺忘並在多年後重新浮現，為何仍有近百位來自各國、富有聲望的記憶專家賭上名譽，不但呼籲駁回波士頓大主教轄區教士性侵害醜聞中心人物肖利神父的定罪，還宣稱「被壓抑的記憶」這種說法是基於「垃圾科學」？
原因是，創傷經驗的記憶喪失和延宕回憶從未見諸實驗室文件，有些認知科學家便強硬地否定這些現象的存在，也否定這些被找回的創傷記憶是正確的。然而醫師在急診室、精神科病房和戰場上遇到的狀況，必然相當不同於科學家在安全、井然有序的實驗室中的觀察。
最根本的問題是：發生在實驗室中的事件，並不等同於產生創傷記憶的情境。與創傷後壓力症有關的恐懼和無助，根本不可能在實驗情境下無中生有地被引發出來。我們可以在實驗室研究既有的創傷影響，正如前面幾章曾提到創傷情境再現的腳本觸發影像研究，但是創傷的原始印痕不可能在實驗室製造出來。
羅傑．皮特曼博士曾在哈佛大學進行一項研究，他讓大學生觀看《死亡真面目》這部影片，片中包含一些慘死和處決的新聞畫面，這部影片到處被禁播，內容堪稱任何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所能允許的極限，但觀看這部影片並沒有導致該研究的正常志願受試者發展出創傷後壓力症。如果你要研究創傷記憶，就應該研究真正受創者的記憶。
有趣的是，等法庭證詞的刺激感和利益性煙消雲散之後，這個「科學」爭議也隨之消失了，只剩臨床工作者繼續和創傷記憶的殘骸奮戰。
正常記憶與創傷記憶
1994年，我與麻省總醫院的同事決定以系統化的研究來比較人類如何回憶良性與恐怖經驗。我們在當地報紙、自助洗衣店和學生社團公布欄刊登以下廣告：「你曾經歷過至今仍揮之不去的恐怖事件嗎？請撥電話，我們將提供研究參與者每人10元美金。」我們的第一波廣告召募到76名志願者。
研究一開始，我們先自我介紹，然後要求每個參與者「描述一件你會永遠記得但並不令你痛苦的事」。有個參與者愉快地說：「我女兒出生的那一天。」其他人則提到婚禮、在某個運動比賽獲勝，或是高中畢業典禮代表致詞。
之後則讓他們專注在這些事件的具體感覺細節上，我們會這樣問：「妳會在某個時刻突然看到先生在結婚那天的鮮明影像嗎？」答案都是否定的。「新婚之夜，先生的身體給妳什麼樣的感覺？」（這個問題引來一些怪異的眼神。）我們又繼續問：「你是否曾經鮮明又準確地記起當畢業生代表時的致詞？」「你回想起第一個孩子出生的經過時，會有強烈的感受嗎？」所有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然後我們問到使他們參加這項研究的創傷經驗，許多是被強暴。我們的問題就如以下這樣：「你是否曾經突然記起強暴者的氣味？」，還有「你是否曾體驗過跟被強暴時一樣的身體感受？」這些問題引起參與者激烈的情緒反應，包括「就是這樣，我無法再參加任何派對，因為某個人呼吸時的酒精氣味讓我感覺好像又被強暴了一次」，或是「我無法再與先生做愛，因為當他用某個方式碰我時，我會感覺好像又被強暴了一次」。
人們在描述正面記憶與創傷記憶時有兩個主要差異，一個是組織這些記憶的方式，另一個是出現的身體反應。當他們想起婚禮、孩子出生和畢業典禮時，想到的都是過往的事件，是有開頭、過程和結尾的故事，沒有人提及他們曾完全遺忘這些事件。
創傷記憶則完全不同，是混亂的。受創者異常清楚地記得某些細節（例如強暴犯的氣味、孩子死去時額頭上的傷口），卻記不得事件的順序或其他重要細節（例如：最早到達現場幫忙的人是誰，是被救護車還是警車載到醫院）。
我們也詢問參與者在3個時間點對創傷的回憶：事件剛發生後、症狀困擾最嚴重時，以及參與研究的前一個星期。他們都表示，事發後完全無法告訴任何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待過急診室或做過救護工作的人對此都不會意外，因孩子或朋友在車禍中喪生而被帶到急診室的人，會震驚地不發一語、驚嚇得啞然失聲。）幾乎所有參與者都不斷經歷情境再現，那些影像、聲音、感受和情緒令他們無法承受。
隨著時間過去，愈來愈多感覺的細節和情緒被活化，但大多數參與者也開始能夠從中理出頭緒，開始「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能夠向別人說自己的故事，一個我們稱之為「創傷記憶」的故事。這些影像和情境再現出現的頻率會逐漸下降，但最大的進步是參與者能夠拼湊出事件的細節和順序。在我們的研究期間時，已經有85％的人可以講述連貫的故事，只有幾個人的故事缺少重要的細節。我們注意到其中五個表示小時候曾受虐待的人，故事最為支離破碎─這些人的記憶依然以影像、身體感受和強烈的情緒出現。
我們的研究證實了100多年前，賈內與其同事在薩爾佩特里厄爾醫院所描述的雙重記憶系統：創傷記憶與一般的往事回憶完全不同。創傷記憶是解離的，創傷事件發生的當下，進入腦部的各種感受並不會理所當然地組合成一個故事、一段自傳式回憶。
或許我們的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帶著與創傷有關的一切情緒去回憶創傷，並非像布雷爾和佛洛伊德於1983年所宣稱的，就能夠解決創傷。我們的研究並不支持「語言可以代替行動」這種觀點。參加我們這項研究的大多數受創者可以述說連貫的故事，也經歷相關的痛苦，但還是被無法忍受的影像和身體感受糾纏。
當代對暴露療法（認知行為治療的一種）的研究結果也同樣令人失望：治療結束三個月後，多數病患仍持續出現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症狀。
創傷的本質便是創傷難以置信又無法承受，會壓倒一切。每個病患都需要我們暫且放下對「正常」的理解，需要我們接受目前處理的是一個雙重真實：一個相對安全且可預期的當下，以及與之共存、殘破且歷歷在目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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