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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思想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他的著作《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當中提到「寬恕與和解」的關係，認為在政治關係或是其他條件影響下的寬恕，都是不純粹的。
而在寬恕與尋求寬恕之間，只有受害者本身有資格寬恕或原諒加害方，但是他淡化了「道歉」在寬恕過程當中的角色──德希達認為，寬恕本身的客體應該是「事件」而不是「犯錯的人」，因此如果只原諒「加害方」，那也不是寬恕的本質。
我不太同意這個觀點。在我看來，寬恕與和解的開端，都應該是道歉。而在某一些例子上，受害者甚至要求的只是一個道歉──像是二戰時的日軍慰安婦議題，目前最受到討論，以及在受害者訪問或是許多向日本政府表達意見的場合，受害者或是受害者支援團體最大的訴求，也都是加害方──日本政府，誠心誠意的道歉。
在倫敦報告探討「慰安婦」議題：日本政府真的想「道歉」嗎？
我目前就讀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後殖民文化與全球政策」碩士班，在後殖民理論課這週的課堂主題是「寬恕與和解」，剛好輪到我上台報告，於是我決定報告慰安婦議題。
報告時間是 6 到 8 分鐘，因為覺得讓受害者自己講話，比我連講好幾分鐘介紹主題更有力量。因此我用了兩個影片：首先我用 Skynews 的網路新聞影片（South Korea's 'comfort women' demand apology from Japan for wartime abuse），來介紹「什麼是慰安婦議題」。並用以中國籍、韓國籍和菲律賓籍慰安婦為主題的紀錄片《The Apology》預告片來強調道歉在這個議題當中的重要性。
事實上，針對慰安婦議題，過去日本曾經試著道歉與賠償，像是 1993 年的「河野談話」，或是 1995 年日本政府曾經透過民間基金會的名義，對於受害者發放賠償金。
然而為何受害者還是認為日本政府「從未道歉」呢？因為從近期的新聞來看，日本政府對於慰安婦議題是否真心反省，仍然令人質疑：
去年的 11 月，日本的大阪市與美國的舊金山市斷絕「姐妹市」關係，原因正是因為舊金山政府接受當地民間團體捐贈的慰安婦像。如果日本政府承認慰安婦議題是一件重大的歷史錯誤，並且應該要讓後代有所警惕的話，又為何因雕像斷了與舊金山市約 60 年的姐妹市情誼？
此外，2015 年，日本與南韓針對慰安婦議題達成了看似在和解上有重要進展的重要協議，日本官方正式向南韓受害者道歉與賠償，但日方仍然要求移開在首爾日本大使館前的慰安婦像。而這整項協議，亦被批評忽略了受害者的聲音──有些報導與評論認為，此協議是在美國的施壓下完成，因為美國不願其在亞洲的盟友日韓關係惡化。
在南韓新任總統文在寅上任後，其也承認朴槿惠政府任內的這項協議有瑕疵，並希望與日方進行更深入的後續談判。
然後我向全班強調，這雖然看起來是一個進展。但是身為慰安婦受害者不只南韓的婦女，日本如果真的有反省，為何只和南韓談判？
如果只有受害者有資格寬恕，換句話說，如果受害者並未寬恕慰安婦經歷的事實或是日本政府，並在日本政府曾經道歉與賠償的背景下，仍然感覺不到日本政府真心的要求寬恕，我們又有什麼資格說：「這些都過去了，日本政府已經道歉了，忘記吧！」
也許我們不能代替受害者原諒日本政府與這樣的歷史事實，但在大多數受害者已垂垂老矣的情況下，身為後輩的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為她們爭取她們想要的道歉。畢竟，戰爭中的性暴力，不只存在於二戰時期的日軍，一直到現在，性暴力或是戰爭性暴力仍然存在世界各地，世人仍然需要時時反省與警惕。
另一種觀點：《帝國的慰安婦》引發的爭議
2017 年 10 月，《帝國的慰安婦》作者补裕河，在韓籍慰安婦聲援團體控告其「損害慰安婦名譽」一案中，一審無罪、二審則被推翻改判有罪的新聞，受到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补裕河在書中對於主流的慰安婦論述「被日本強行帶走的少女」進行更多角度的分析，並認為在慰安婦議題當中，當時和軍方合作的業者（可能是日人或朝鮮人）在誘騙婦女成為慰安婦的過程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責任。
同時該書也提出，自殖民地而來的「慰安婦」，因為和日軍「同屬日籍」，因此同樣為戰時國家動員下的犧牲者，有些人甚至因此產生情感關係，因而具有陪伴或是「戰友」的角色。
她的說法，被韓國多數輿論，認為是淡化日本政府的責任，但亦有不少支持者。此外，許多認為日本政府「不需要道歉」的言論中，也有人質疑：既然慰安婦議題的加害者牽扯到日本士兵、慰安所業者以及日本政府，那麼誰「真正需要道歉」？或是説「為何只要求日本政府道歉」？
我認為，如果用轉型正義、還原真相與懲處加害者的觀點，能夠將業者與日軍的加害者一一查出，要求道歉，當然是最理想的情況。然而慰安婦議題在 1990 年代才浮上檯面，戰爭與殖民都已結束多年，如要對私人加害者進行咎責，牽涉到跨國多方的合作，對於各國政府是否願意配合，我並不抱著期待。
而日本政府為提出「慰安婦」政策者，過程當中讓業者與士兵危害慰安婦人權，自然應該為此負最大責任──這也是受害者們的主要要求，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覺得這樣的要求不具正當性。
而即使有慰安婦與士兵之間產生情愫的幾個個案出現，也完全無法否認慰安婦們處在「無法自行決定一日接客數量」，以及「無法自由離開慰安所歸國」，和在保險套不足等衛生條件惡劣的情況下，仍然必須接客這樣類同於「性奴隸」的處境。
老師和各國同學的回應
報告的班很小，不到 20 人，但是有英國人、荷蘭人、德國人、日本人、南非人、突尼西亞人、土耳其人、奧地利人，羅馬尼亞人。
課堂老師來自羅馬尼亞，她說：「我覺得西方人對於戰爭的想像，多半仍比較容易聯想到『男人上戰場，女人去工廠』，聽到此報告後我很震驚。羅馬尼亞在獨裁時期曾經將墮胎列為非法，那個時候迫害了很多女性，後來那一代因為這些事太創傷了，從沒有被談起，到我們這代才開始談，但當然也不是多數。你列舉的文本裡面，提到日本對於殖民的歷史向韓國道歉，但這讓我想到，一個國家的政府是否即使道歉，也很少對女性道歉？」
日本同學在討論時沒說話，後來我私下問她，她說：「我知道這件事，我真的不懂，為什麼我們的政府，不敢談（日本）過去對亞洲做了什麼事？」
突尼西亞同學：「我們國家也發生過一些在獨裁時期的性暴力或其他迫害人權的事件，但這些事情在社會上的能見度常常不夠，或是人民不重視它，這也是很困難的問題。」
智利同學則說她之前不知道這件事，她很驚訝，然後分享了智利的一則新聞，她說一個男生在街上謀殺了一個女生，甚至還把她的眼球挖出來。但是刑案發生後，竟然有人問殺人犯：「你是她當時唯一的性伴侶嗎？」（亦即為該嫌犯「正當化」其殺人之理由。）
「我們有什麼資格，認為歷史不關我們的事呢？」
這讓我想到，一位認識不久的臺灣朋友，在我報告的前一天來住我家，看到我正在準備報告，他跟我說他念高職，沒有上太多歷史課，所以想問一下「什麼是慰安婦？」
我聽到時很非常震驚──或許從中學時代就是一個標準文組，大學唸歷史系的關係，慰安婦三個字對我，和長期所處的「同溫層」來說是常識，但原來，還是有人不知道啊！
也不禁反思，當臺灣的教育在升學主義「標準答案至上」的思維下，是不是很容易讓「慰安婦」三個字，成為另一個看似離我們這世代很遙遠的「歷史名詞」？──我們忘記在臺灣和南韓等地，許多受害者們仍然活在世上，並且仍等待著日本政府的道歉。
在課本之外，如何在社會增加議題的能見度，確實是很困難的問題。而這也更加凸顯這幾年與慰安婦議題相關的電影如南韓的《鬼鄉》或是臺灣的《蘆葦之歌》，以及博物館的重要性。
「慰安婦」從來都不只是一個歷史名詞或是歷史議題，背後牽涉到的是性別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國家之間的權力與利益糾葛，而性別的不平等關係與性暴力，更是不分國界的議題。
在課後慶祝學期結束的派對上，智利同學還在跟不同組沒聽到我的報告的荷蘭同學，轉述關於慰安婦的事情。然後在 party 上，也有好多同學、包含老師在內，對我說她們剛剛很想哭，或是已經流下了眼淚。
我沒說出口的是──其實我也是呢。我常常在想，我們和慰安婦阿嬤們的不同，大概就是我們比她們幸運，晚出生在這個島嶼幾十年吧。
我們有什麼資格，覺得這段歷史不關我們的事呢？
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張翔一
https://www.google.com/amp/s/crossing.cw.com.tw/amp/article/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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